权威数读丨外贸稳健开局 新设外企数量增长逾两成

这是在届满续期问题讨论是必须纳入考虑的第一个宪法条款。

《德国基本法》第6条第1项规定婚姻与家庭、第14条第1项规定财产与继承权、第5条第3项规定艺术与学术，这分别为婚姻家庭制度、财产与继承制度、大学自治制度的规定。[38]张千帆：《法国与德国宪政》，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32页。

近年来，制度性保障理论在中国的宪法学研究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但有关研究缺乏针对该理论的系统性梳理与探源，对我国宪法理论及宪法实效性的价值也缺乏深入的考察。其意旨在于消除对‘实证主义的一种特定理解，将宪法理论的根本问题排挤出国家法，使之进入普通国家学的疆域[22]的影响，防止立法权的无限扩张，借助法律就是法律的实证主义进行违宪但却具有合法性的统治，为其违宪的侵权行为创造合法性、正当性依据。比如《魏玛宪法》第142条讲学自由——受宪法保障之大学教师的独立性与自由，作为制度性保障之一的文官制度中的专业法官的独立性等等。[48]在大学判决案中，宪法法院阐述道：那些由《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3款的价值决定所产生的基本权利主体有权要求国家采取包括组织方式在内的某些措施，这些措施对于其基本权利保障的自由空间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唯此其自由的学术活动才成为可能。二战后，其宪法学说被广为认同。

第105条关于禁止设置例外法院的规定。[34]前引⑥，第226—227页。长期沉寂在文本的基本权利走向实践形态，给宪法学界带来了新的学术课题。

时隔30年后的2015年年会将宪法监督：理论建构与制度完善问题作为年会主题，也许是偶然，其实也是一种必然的学术思考。在中国，法学研究人员还需要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法治发达国家已给出了答案的问题上来，实在是中国法治后发的特殊国情使然。近十年来，学术界的中国意识不断增强，相关的研究领域逐渐增多，研究不断深化。[26]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所做的研究具体涵盖了：诸如基本权利的历史、基本权利的范围、基本权利限制、公共利益界定、基本权利竞合、紧急状态下基本权利的保障、基本权利与私法权利的关系、特定基本权利——诸如选举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环境权利、福利权利、劳动权利、财产权利、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人格尊严——的研究和讨论等。

张翔：《公共利益限制基本权利的逻辑》，《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王德志：《论我国学术自由的宪法基础》，《中国法学》2012年第5期。

能否坚持宪法学的人文精神是判断知识体系的历史基础与自主性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宪法学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围绕着1982年宪法进行学理的阐释和分析，宣传与解释宪法精神与规定，力求以宪法为纽带凝聚共识，增强人们对新宪法秩序的信任与期待三、政府预算账户科目制度的隐性约束 《条例》第10条规定，各级政府有义务主动公开政府预算和决算报告。比如，自2008年下半年起，财政部开始在每月15日左右定期在其官方网站公开月度财政收支情况，每季度还会对当季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分析。

[30]可以说，国家秘密制度一直对公民知情权施加着巨大的约束压力。此外，《条例》对公众知情权还存在一个突出的程序约束规则，即特殊需要举证责任。所以，2011年，尽管有95家中央机关公开了三公经费支出情况，但是多为笼统的三项经费开支总数，很少有细致的支出明细披露。但是，此类刑事诉讼案件的法律性质究竟属于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则无明确规定。

因此，可以说，目前三公经费支出预算科目的透明度尚有所保留。(8]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的信息。

当然，在实践中，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的需要，某些政府信息也应当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对普通公众暂时不予公开。[9]参见苏成雪：《传媒与公民知情权》，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78～82页。

(6)美国政府保护核原料或者核设施的计划。在政府预算信息公开实务中，较人大代表而言，普通公众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应当对其给予特殊关怀，着重加强究问权利保护力度。[28]1997年，国家保密局和财政部联合制定的《经济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国保发[1997]5号]第3条规定，国家年度预算草案、中央年度预算草案及其收支款项的年度执行情况。如果仅就账户名称和基本含义而言，很难实质性地区分支出—功能分类账户和支出—经济分类账户二者之间的不同。[45]对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理事会1998年通过的《财政透明度良好做法守则——原则宣言》的最低实施要求，我国政府预算透明度的各项指标中，只有极个别符合其要求，其他基本上都是不符合或部分符合(参见张平：《我国财政透明度之现状、差距及其改进》，《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9期)。然而，中国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法制体系却客观存在两种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迥异的独立主体，即普通公众和人大代表。

[34]参见蒋洪：《财政预算信息公开刍议》，《东方早报》2010年2月25日第A23版。2014年4月18日，财政部预算司公布了《中央本级2013年三公经费预算执行和2014年预算安排情况》的报告，其中的数据表明，中央本级，包括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2013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执行数为71.54亿元。

[36]自2006年起，一些关注我国政府预算公开状况的民间人士开始向某些中央部委、地方政府提出预算公开申请。一方面，人大代表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人民意志的代表，他们对政府预算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如审议阶段]享有特殊的、优越于普通公众的知情权，也享有特殊的权利保障机制[如质询权、调查权]。

根据各地的实践经验，笔者建议，可以借鉴《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为普通公众量身定做一项符合他们身份特征的究问权利——听证权。实践中，由于《保密法》没有对行政机关行使定密权规定具体的定密程序和标准，各级政府财政机关是否公开本级政府预算，以及公开到什么程度，客观上成了它们自由裁量权范畴内的事务。

但是，一些国家机关往往会动辄自行设定保密事项，把一些可以公开甚至应当公开、公民有权知悉的内容也纳入国家秘密的范围，使得政府行为的公开、透明无从谈起。2009年10月，上海市财政局先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地方政府预算，但旋即又急转弯掉头推行了力度超强的预算公开改革方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区县预算信息公开的指导意见》和《推进市级预算信息公开的实施方案》。从信息交流的角度说，普通公众享有的申请公开权仅仅是问的权利，缺乏究的功能。因为，该第9条只是将国家秘密可能涉及的领域范围作了宽广的外围界定，规定这些领域内对国家安全和利益可能会造成重大消极影响的事项属于国家秘密。

另一方面，人大代表和普通公众之间又存在血脉相通的关联关系，普通公众知情权是人大代表知情权的社会基础，困扰、阻碍普通公众知情权实现的相关约束制度也会对人大代表通过行使知情权来履行参政议政职责产生潜在的消极影响。同前注[10]，刘杰书，第270页。

实践中，几乎所有的政府预算信息都被划入国家秘密的范畴。[45]从公众行使知情权的一般途径而言，首先是通过主动公开途径获取政府预算信息。

摘要：在我国，现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法规中并无公众预算知情权的明确表述。其中，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他们有权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笔者认为，公众预算知情权的程序权利应当包含丰富的权利类型，不应当将其狭隘地等同为申请公开权。比如，在2007年之前，月度全国财政收支数据就曾被要求保密3年。[29]《条例》颁布后，政府预算开始向普通公众及时开放。但如前述，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存在可能发挥约束、阻碍公众实现预算知情权的四大程序障碍。

为了弥补主动公开信息类型过于抽象的不足，《条例》第10条和第12条具体规定了行政机关应当重点主动公开的两种政府预算信息。根据《信息自由法》的要求，2005年12月，美国财政部信息公开办公室[Disclosure Services]发布了《〈信息自由法〉手册》[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Handbook]，它明确指出，需要知道标准已经被有权知道[right to know]标准取代了，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是公众的一项天然权利，不需要以利害关系为由。

从法理上讲，各级政府应当在预算和决算报告中主动公开尽可能详细的预算信息，为公众获得政府预算信息提供最基本和最方便的途径。[4]参见杜钢建：《知情权制度比较研究——当代国外权利立法的新动向》，《中国法学》1993年第2期。

(5)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保密法》的灵魂不是实体法范畴内的国家秘密类型条文，而是程序法意义上的国家秘密定密制度。